仪征十二圩（下）

芦短蒿长，各业兴旺

诗曰：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是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诗，惠崇是北宋初年的僧人，与苏轼不是同一个年代，没有交集，苏轼是看到惠崇的画写的这首诗。画上画的是哪里的景色呢？无法考证确切地点，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长江江滩，翠竹、桃花、江水、蒌蒿、芦芽、河豚，满满的都是江滩元素，说句夸张的话，这首诗简直就是为十二圩量身定制的。

　　十二圩地处沿江，土质肥美，长江、江滩物产丰富，鱼虾螺蟹自不待言，最有十二圩特色的菜品是“长江四鲜”和“洲八样”。

　　长江四鲜指的是鲥鱼、刀鱼、鮰鱼、河豚，这都是长江特有的洄游鱼类，季节性比较强，生活在长江边上的人，才有口福品尝这些江鲜。

　　刀鱼上市最早，春节过后大户人家就能吃到刀鱼了，刀鱼肉味鲜美，肥而不腻，鱼刺很软，味道特正，考究的人家还做成刀鱼圆，但清明过后肉质就老刺就硬了；
　　紧跟其后的是鮰鱼，与新鲜的竹笋同烹是绝配，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曾专门介绍了仪征的四道特色菜，吊糟长江鮰鱼就是其中之一；
　　清明之前轮到鲥鱼唱主角，曹寅在仪征做两淮巡盐御史时，每年都要选头鱼（日期最早）送北京进贡皇帝，他还有《鲥鱼》七律，其中说“寻常家食随时节，多半含桃注颊红”，意思是寻常百姓头鱼是无缘得尝的，只能吃次一等的樱桃红；
　　最后上场的是大名鼎鼎的河豚，不仅由于好吃，更是因为剧毒，处理不当就会闹出人命来，所以有“拼死吃河豚”之说。处理河豚是个技术活，厨师要有资质，将每一条河豚鱼的内脏腮眼等都放在一边，鱼肉下锅后还要检查一遍。上菜前先要自己尝过，告诉客人：我已经吃过了，大家放心。食客们需要自己掏出一文钱放在空碗内，表示是自己自愿吃河豚的，出了事自己负责。如今十二圩还有几家有资质的饭店能做河豚菜，规矩依旧。

　　洲八样是江滩特产，都是时鲜野菜，有芦笋、蒌蒿、洲芹、马兰头、鲢鱼苔、野茭白、地踏皮、地藕。不过，一桌菜不一定八样都能同时聚齐，各位看官春天到十二圩沿江各大小饭店碰碰运气吧。

　　十二圩茶干是最有名气的“零食”。做得最好的是“窦天昌”茶干酱园店，据说窦氏原来是安徽巢湖的，祖传做茶干，来十二圩后坚持采用传统工艺，选料精良、六道工序，做出来的茶干色泽酱黄、油光湿润、不破不裂、甜咸适度，既能上酒席做蒌蒿香干、洲芹香干名菜，也能空口咀嚼做零食，更重要的是能够较长时间携带，成为船工、盐工、旅客们充饥解闷的好伴侣、馈赠亲友的好礼品，随着江轮和沪宁铁路上提篮小卖们的一声声吆喝，十二圩茶干远销上海、苏州、南京、安庆、武汉，红遍了大江南北。如今，十二圩街上还有坚持用传统工艺制作茶干的人，2013年3月21日，江苏电视台国际频道“走读江南”栏目播出了“十二圩茶干钱家传统制作”专题节目。

　　围绕着食盐储运，十二圩派生出若干新鲜行当，可谓一业称盛、百业兴旺。

　　金融业。十二圩开设有多家钱庄，如森盛和、义和泰、广益、生和、阜昶、复本、阜通、源通，还有宝和、天成、祥兴、南华等几家银楼，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服务对象以盐商和船主为主，盐商的钱都存在钱庄里，盐税都由钱庄代缴。盐商进货、运商承运、船舶大修，都要找他们贷款。异地汇兑，也是钱庄的一项收入。此外，十二圩还有一个特有的行业：钱摊，业务是将银元或银票兑换成铜板（铜元）。这是因为每天盐场开工，需要大量的铜板给工人开工资，而钱庄没有这么多零钱。每天下午，钱摊主身背帆布口袋，找饭店、浴室、剃头店店主和小商小贩，用银元或银票收购他们的铜板，第二天再将铜板兑换给盐场，这样每天能挣十个铜板。

　　典当业。道光年间仪征县城有三家典当，同治十三年盛宣怀在仪征大码头开设了“肇大典当”，资本金10万银元，极盛时年营业额60万元。同年起，十二圩也陆续开设了久大、仁和、复隆等典当和六七家为典当做代理的“代当”（代收代赎、收取代步费）。民国以后，典当业逐渐萧条，仪征肇大典当营业额降到25万元，十二圩的典当全部变成了仪征肇大典当的代当，没有独立经营的了。

　　交通业。前文讲过，两淮盐务总栈之所以落户十二圩，实因十二圩水运便捷，通运河临长江。从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这三十年史称“同光中兴”，国内基本安定，洋务运动轰轰烈烈，水运事业蓬勃发展，同治年间英国、美国相继在镇江开设了轮船公司，在十二圩设了办事处，后来日本也插足其间。同治十二年，大清自己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同时在镇江成立了分局，在十二圩成立了分管处。光绪年间在十二圩运营的外轮公司有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中资的有扬子、三北、招商局、宁绍，其中扬子实力最强，有20多艘轮船。最受大众欢迎的是由丹徒、江都、仪征三县和镇江、扬州、瓜洲、十二圩、仪征五个商会联合创办的“普济轮渡”，所谓“三县五商办普济”，服务当地、带有慈善性质，票价低廉。

　　邮电业。光绪二十四年，十二圩开设了电报局，局址设在中兴街。民国十八年，十二圩电报局改为电报支局，局址迁到了龙江巷。光绪二十九年，十二圩设立了邮政代办所，三十一年升为三等邮局，仪征县城的邮件，由县局送到十二圩，再由十二圩转送各地，民国二年，十二圩邮局再升格为二等邮局。

　　发电厂。十二圩街市虽不大，但注册登记的商号却有400多家，还有很多大公司和洋人，有用电需求。光绪年间，三户朴席席商合资，在十二圩江神庙后面开办发电厂，因选址不当、经营不善停业。后有高邮人马士杰（1865-1946，字隽卿，举人，官内阁中书，民国江苏都督府内务司司长、运河工程局总办），在十二圩兴办普济渡，被三县五商接盘后，将资金七万元购置50千瓦发电机一台，在十二圩盐场东圈门内，办起了“大新电灯公司”，后又增加了一台30千瓦发电机，保证了盐栈、商户和居民986户的照明，直到日寇占领十二圩后，将发电机拆运到别处。

　　商贸业。首先是木行。不仅起房造屋需要木料，江船修造更需要大量木料，十二圩街上有大小木行近十家，木料来源于湘鄂赣等省山区，砍伐后扎成木排，雨季进河入江来到十二圩，最大的木行“德丰厚”不仅业务兴旺，而且广行善举，施粥施药施棺，直到今天还被老人们提及；伴随着木业的还有油漆店、石灰店和桐油麻丝店；第二个大类就是粮行了，二十万人要吃饭，镇上有十多家米厂和粮行，还有专为北方人服务的麦行；布店也有十多家，规模最大的大纶布号日营业额超过3000元。街上还有几家印染坊；副食品业也很发达，有规模的酱园字号达30多家，这不仅由于十二圩盐多，还因为行船大部分时间不上岸，酱菜是必需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十二圩茶干”；茶叶店也有十来家，茶馆、茶社、酒楼更是遍布十二圩大街小巷，到茶馆“吃讲茶”评理解决纠纷是十二圩的一大习俗；旅馆、浴室各有十几家，华洋和东亚两家旅馆最大，楼上下两层，外国人喜欢住；开业于光绪二十年的蒋子明“丽华镶牙照相馆”很有名气，大户人家喜庆之日还请他上门拍照留念；此外还有经营文房四宝、书籍、瓷器古玩的文化用品商店十多家，经营煤炭等杂项的店铺若干。

　　娱乐业。十二圩人形容盐工，早上进盐场上工像“花子”，下午结过帐洗过澡穿戴一新像“公子”，晚上吃喝玩乐像“浪子”。十二圩有各类娱乐场所十多处，演出剧种、剧目多样，以适合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口味。还有不收门票、在盐场三门口圈地就演的，演出途中收一次钱，随便听赏，不给也行。说书、耍猴、马戏、魔术、打拳、狗皮膏药、看相算命样样齐全，甚至还有洋教士传教的，盐运总栈后面的扬子大戏院居然还放电影！当然了，十二圩也少不了赌场和妓院，“要玩鸡，到河西”，妓院都在河西嘛。

　　教育卫生。盐商有个好传统：重视教育，不仅鼓励自己的子弟苦读书、走正途、求功名，而且慷慨捐资助教，十二圩的教育事业较为发达，学馆（私塾）有四五十处，镇上常年有1500多名儿童入学，光绪三十一年官办了新式学校“两淮盐务扬子完全小学”，后来校舍不够，又在西小营盘开设了分校，两年后独立成校。进入民国后，在中区、东区、西区增设了“江神庙初小”、“稀饭场初小”和“头帮初小”，后又增设了“旧港初小”和“沙河初小”，还有十几所成人教育的“平民学校”。当然，十二圩这些学校中最有名气的是官办的“两淮盐务扬子初级中学”，江上青曾在学校任教，如今扬子中学内还建有“江上青烈士史迹陈列馆”。

　　总栈下属盐务警察总局将十二圩分为西、中、东三个区，每个区指派地保招收清道夫若干名，打扫街道；在人流量较大处设立公共茅厕；在栈东设立了“官医局”，定期派医生到老人堂、育婴堂体检，群众到官医局看病只收60文挂号费，药费由官医局承担；民国初年还办起了红十字医院，民办中、西医诊所也相继开设，中药店十多家，西药店六七家。

【插图：十二圩当地的报纸《圩钟报》】

人杰地灵，雁过留声

　　十二圩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按一般地方志介绍人物的分类法，介绍本地人的有名宦、文学、节孝、隐逸等，介绍外地人的有秩官和侨寓，秩官记载的是在本地当官的外地人，侨寓记载的是没在本地当过官、但居住生活过的外地名人。《道光重修仪征县志》中的侨寓栏目，记载有文天祥、郝经、郑板桥、汪中等。限于篇幅，这里介绍几位十二圩侨寓人物：

江上青
　　江上青（1911-1939）原名江世侯，江都县人，1928年在扬州高中被国民党当局以学运骨干分子为名逮捕入狱，1929年7月出狱后改名江上青，到上海艺大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934年6月，江上青来到仪征十二圩扬子初中教书，任国文教员。工作期间，江上青以一位共产党人的高度责任感，大力传播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发动广大群众投身共产主义革命洪流，留下了许多革命的印记和足迹。
　　1936年7月生长女江泽玲，1938年3月生次女江泽慧。
　　1939年7月29日，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等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后，与盛子瑾等率部返回司令部途中遭地主反动武装伏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江上青遗体安葬在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附近的崔集。1982年迁葬于江苏省泗洪县烈士陵园，并树碑立传，由老将军张爱萍题写碑名，杨纯、刘玉柱、周村撰写碑文。
　　江上青牺牲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妻子王者兰悲痛欲绝，此情此景，长兄江世俊、长嫂吴月卿手足情深，将读初中的次子江～泽～民过继给江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
　　1985年4月13日，江上青的子女江～泽～民、江泽玲、江泽慧等专程前来为江上青扫墓，以寄托深切的哀思。

【插图：江～泽～民手迹 满江红 江上青百年诞辰祭】

　　为更好地保存革命先烈宝贵的历史史料，进一步弘扬烈士崇高的革命精神，仪征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江上青诞辰100周年之际设立烈士史迹陈列馆，并将具体地址选在江上青曾经工作过的十二圩扬子学校。
　　2011年4月5日上午，仪征市委、市政府在十二圩扬子学校举行了江上青烈士史迹陈列馆开馆仪式，江上青烈士长女江泽玲等亲属代表应邀出席仪式。开馆仪式上还举行了江上青烈士铜像揭幕、江上青烈士史迹陈列馆揭牌和诗稿捐赠等活动。

【插图：江泽玲参观江上青烈士史迹陈列馆】
　　2016年4月5日上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花卉协会会长、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副主任江泽慧和家人一行来到十二圩办事处江上青烈士史迹陈列馆，祭拜江上青烈士。

【插图：江泽慧参观江上青烈士史迹陈列馆】

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后留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1969年在北京病逝。从《张治中回忆录》可知，他两次到过十二圩。

　　第一次是他考不取秀才又无力进文学堂时，听说十二圩要办一个随营学堂，就来投奔一位姓洪的表叔，这亲戚是盐务警戒管舢板船的一名哨官，后来学校并没有办起来，张治中也没有在十二圩找工作，表叔劝他回去，还与他结算了生活费旅费等十三元，张治中没钱，打个欠条，第二年表叔派人找到张治中父亲，把欠账要走了。
　　第二次来十二圩，还是投奔该亲戚，学校没得考，就当兵吧，在盐防营当了一名“备补兵”，不是正式编制，没有薪水，等哪天某正额兵出缺了，他可以代替他站岗或上操，没有补缺的日子，睡觉的床都没有，吃饭要自己花钱，钱从哪里来？当铺当衣服！十二圩有当铺但当的钱少，他直接步行到仪征去当。三个月备补兵生涯，把衣物行李都当光了。
　　促使张治中离开盐防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班长一副流氓相，时不时地摆出凶恶的面孔吓唬他、威胁他、辱骂他，张治中担心这流氓动不动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冒这个危险犯不着，于是他第二次离开了十二圩，“潮落夜红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张祜的唐诗成了他当时的写照：“我像一颗星影、一盏渔灯影，随着静静的江流，又飘荡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县人。曾任北洋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是20世纪全国闻名的四大律师之一，曾两次出任国民政府和谈代表与中共谈判，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30年代到过十二圩。

　　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盐法，规定从民国二十三年起，运商可持盐票从盐场直接购盐，用轮船经长江直接运往各岸。这个新盐法实质上废止了十二圩的中转地位，宣告了十二圩的破产，十多万依靠盐运而生存的十二圩运商和工人，生计出现了危机。
　　十二圩舆情大哗，群众结伙到扬州运使衙门请愿，财政部盐运司司长兼两淮盐运使缪秋杰到十二圩处理问题，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到缪秋杰”“火烧缪秋杰”口号，冲破门卫阻拦，蜂拥进入扬子总栈找他算账，吓得他从后门逃走。
　　后来上访群众到设在镇江的江苏省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卧地请愿，高呼“保障帆运、停止轮运”口号，并且组织江船20多艘，在长江中拦截运盐轮船“时和”号，迫使其停靠到十二圩卸下4.5万包盐。在上访和拦截轮船的同时，请愿团商定由十二圩十八帮法律总顾问吴秉成等五位代表，到上海请章士钊出山。
　　章士钊答应到十二圩看看，请愿团立即派小火轮到上海来接，同时还亮出章士钊出任十二圩请愿律师团首席大律师的牌子，以壮声势。
　　章士钊到达十二圩时，全镇空巷到江边欢迎，使之十分感动，入驻华洋旅馆稍事休息后，即由各界代表陪同，调研街道、盐场、码头和棚户区，对新政带来的困境有了真切感受，他说：盐为十二圩二十万人命运所系，章某当竭全力而为之。
　　在十二圩调研两天后，乘专轮到南京与律师团见面，然后分别拜会前任财长宋子文和现任财长孔祥熙，章士钊指出，实行新盐法有利于国家征税、有利于运商降低成本、有利于食岸人民减少开支，应该拥护；但新盐法出台仓促，没有考虑到十二圩二十万从业人员的生计，容易生变。建议政府分期实施轮运，给广大从业者留下另谋生路的时间和机会。
　　章先生的声望和十二圩人民的抗争，促使当局缓行新盐法，采取轮帆分运、帆运逐步退出的办法：从民国二十三年开始，湘鄂赣三省帆二轮一、二十四年轮帆各半、二十五年轮二帆一、二十六年全部轮运；安徽各岸仍维持帆运；四年后全部轮运。
　　事实上，由于十二圩群众不断抗争，上述轮帆分运计划并没有顺利执行，四年后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帆运并没有停止，还占着盐运量的半壁江山，如不是日寇侵占十二圩，帆运还能再拖几年。

泥沙俱下，混杂鱼龙

　　伴随着盐运专卖事业的红火，十二圩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做正经生意的，有为官员、军警、商人、船家、脚力提供各种服务的，也有不法之徒来这里冒险闯荡的，走私和黑帮就是当时十二圩不可避免的社会毒瘤。

　　食盐走私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伴随着食盐专卖制度的始终。走私的方式五花八门，有场私、军私、官私、邻私、船私、商私、枭私等，总体分为偷盗与明抢两大类。《盐都纪盛》介绍十二圩一带的船私，就是一种偷盗行为。方法是：盐船在途中揭去查验局盖印的封条，然后用特制专用工具戳盐包，按仓分层戳取，每包盗戳一斤多，然后用事先泡好的桐木刨花水浇到盐包上，粘水浸入盐中，不流不泄，以抵充盐斤重量。船主将途中盗出的的盐卖给私盐贩子。

　　枭私就是武装走私，私盐贩子有组织、有武器、有船队、有码头，甚至能发展壮大成一支军队，互相争斗、抢夺地盘，就像打仗一样。嘉庆十五年，仪征大儒阮元给即将到家乡任县令的学生屠倬送行，临行赠诗，诗中说到：“近者集盐艘, 民风少为变。枭徒颍泗来, 小斗竟如战。”还将自己在河南巡抚任时招聘的捕盗高手张永祥举荐给屠倬，屠倬到仪征后，依靠张永祥，巧施妙计，智擒作恶多端、为害仪征十年之久的盐枭蒋光斗。

　　盐枭发展到极致，敢于与朝廷官军抗衡。差一点推翻大唐的黄巢、元末在苏州建立政权的张士诚，都是武装走私私盐行业的杰出代表。而在十二圩这个新兴的盐都，也诞生过一位“威震两淮”的盐枭——徐宝山。

　　徐宝山（1862-1913），字怀礼，镇江丹徒人。15岁时父亲病逝，他因家贫便游食四方，广交朋友。他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武艺超群、百发百中。每次械斗力敌数十人，大家都称他“徐老虎”。1893年参与江都“仙女庙劫案”，被清廷捉拿并发遣甘肃，途径山东时他盗驿站的马逃回高资，因清政府追捕，亡命江湖。
　　此时十二圩盐务兴旺、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社情复杂，徐宝山便潜入十二圩投亲靠友，在中兴街巷内的“罗德盛”酱园店做短工，闲余在龙江巷口内的陈家巷练“壁虎功”，身贴砖墙，两臂蠕动，迅即到顶，见者无不称绝，由此名声大噪，人送外号“徐巴山”。
　　有了点社会基础后，徐宝山离开“罗德盛”酱园店，住进“连升”客栈自立门户开始贩卖私盐。在经过几次恶斗之后，赶走了朱福生等原先盘踞十二圩的几个盐枭，打开了局面，1899年开始在十二圩以洪帮名义建立山头、开设堂口。他的山头名为“宝盖山”，堂口名为“春宝堂”，业务就是从盐场和盐船购得私盐，在十二圩中转后发运到江南等地，过程中都有武装护送。起先官家的十二圩缉私营还盘查拦截，但都被徐宝山打败，后来徐宝山施展手段，与十二圩缉私营首领申彪、瓜洲缉私营首领赵春霆结成了把兄弟，干脆蛇鼠一窝了。
　　徐宝山的“事业”也不断发展，“业务”范围扩大到长江沿线的汉口、芜湖、江阴和两淮（黄海）产盐区，广袤的江淮大地成了他的舞台，而十二圩就是他的根据地，拥有徒众万人以上，船只300艘。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徐宝山也有了政治意识。戊戌变法中，他同情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曾派心腹郑大发去香港联系康有为；闹义和团时，他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的名义贴出告示，称自己奉光绪皇帝密诏，召集豪侠之士会师江淮，取道北上，清君侧而定国基。两江总督刘坤一听从南通张謇的建议，招安徐宝山，将他的部众编成新胜（水师）缉私营，徐宝山任管带，兼任虎字陆营管带。徐宝山投桃报李，维持治安，剿灭其他盐枭帮会，连续被提升为参将、江南巡防营帮统和统领。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宝山顺应潮流反清，出兵协助革命党打赢浦口战役、协助北伐军战胜张勋，因战功被孙中山任命为扬州第二军军长。
　　南北和议达成后，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徐宝山拥护袁世凯。
　　1913年5月23日，革命党人张静江派人以送古瓷瓶为诱饵，内藏炸弹，把徐宝山炸死。
　　徐宝山死后，袁世凯亲自给他写了祭文，黎元洪等人为他写了挽联，安葬地就在镇江韦岗黄桥村。
　　如今扬州瘦西湖，进了南大门，沿长堤春柳北行，第一个景点是徐园，这是民国四年（1915）为祭祀徐宝山而建的祠堂，园门石额上“徐园”二字系扬州名士吉亮工（风先生）所书，据说“徐”字出头、“园”字像圈中老虎，有好一段趣闻呢。

【插图：扬州瘦西湖徐园】

　　徐宝山是洪帮的，十二圩当时的黑社会“品种齐全”，青帮也有其代表人物：王贵禄和王子安，人称“二王”。

　　“大王”王贵禄光绪七年（1881）年生，山东郯城人，年青时打架斗殴将族长打成重伤，被赶出乡境永远不许回归。遂浪迹天涯，到十二圩投靠老乡，贩私盐偷芦柴，结识了不少混混，由于他凶悍好斗，被推举为头头。按照青帮“许充不许赖”的规矩，冒充是镇江青帮“大”字辈杨长富的徒弟，以“念二”香头“通”字辈的名义，在十二圩开设享堂，广收徒弟。
　　王贵禄及其手下靠“打猫洞”为生，就是偷窃江滩江洲上的青柴，等到主人来收割时，中间是留下的一块块空白，就像猫洞。原本打猫洞是偷偷摸摸的事，王贵禄做大后变成了明目张胆的买卖，有些滩主为减少损失，聘请王贵禄看管。王贵禄到也“敬业”，哪个敢到他承包的地盘上打猫洞，立即打杀，所以他的业务越做越大，东至瓜洲西到桥头，都由他看管，每年有两千元银元的收入。
　　1928年十二圩头帮博爱镇成立自卫班，镇长江仁麟请王贵禄当甲长，从此王贵禄的势力范围从江滩扩展到了镇上。1932年王贵禄在与另一黑帮火拼时出了人命大案，仪征县长张宏业亲自到十二圩办案并通缉王贵禄，王躲到江南芦滩，直到1937年日寇占领十二圩，他才回来。

　　“二王”王子安光绪十八年（1892）生，江苏泗阳人，曾在两淮缉私营当兵，退役后在十二圩盐务稽核所做司磅员。1927年开了一家烟酒米面小店，王贵禄势力扩展到镇上时，与他气味相投，即拜王贵禄为师，成为青帮中“念三”香头“悟”字辈传人，王贵禄被通缉时，他的小店就成了联络点。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十二圩，青帮“通”字辈几个人找到日军头目大喜直一少佐，成立了维持会及警保所，阎宗志为所长，王贵禄为稽查长，他们收缴国民党军队溃败丢下的武器，包揽存盐买卖（日寇占领时盐场有10万多包存盐），火并同类排除异己，最终王贵禄发展到600多人枪，赶走阎宗志，成为十二圩一霸。

　　在十二圩沦陷之初，王贵禄、王子安脚踏两只船，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推代理人出面，自己的部队隐藏在江滩上防止被日本人消灭；与设在月塘的国民党县政府打交道则表示要抗日，挂上了“仪征县常备队第三大队”牌子，以抗日的名义扩充势力；新四军苏皖支队在后山区建立政权后，他又向我军示好，曾邀请并在十二圩接待过陶勇司令员。
　　然而1940年6月苏皖支队参加黄桥决战调离仪征后，日军加大“清乡”力度，二王公开投敌，接受伪二、三、五区联合自卫总团的番号，王子安任总团长。该武装曾进犯新民集、九里集、曹家集等游击区，配合日军进攻我党抗日县政府驻地月塘集、金牛山，1941年在对龙河陈家营的袭击中，我县总队队副、老红军汪心泰，短枪班长董兆祥不幸牺牲。

　　“二王”长期盘踞在十二圩、都天庙一带，搜括民财、打砸抢杀，无恶不作，抗战胜利后理应受到严惩，然而负责接收的国民党县长潘逸民却委任王子安为城防司令，日军头目村田为副司令，王贵禄的儿子王鸿儒为大队长，引起民意沸腾，迫于压力，最终宣布收缴伪军枪械、以汉奸罪惩办“二王”，由于潘逸民只顾“劫收”，二王得以从容逃脱。
　　1949年仪征、十二圩先后解放，随后全国解放，人民政府将躲藏在江南的王贵禄和浙江的王子安先后捉拿归案，并于1951年1月和1952年10月将“二王”分别执行死刑。

老树新花 锦绣通达

　　伴随着沙河淤塞、江岸涨滩、军阀混战、江船失火等天灾人祸，特别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新盐法的颁布和实施，以及随后的日寇入侵，十二圩盐运事业江河日下，街市逐渐萧条，从鼎盛时期的二十万人衰减到抗战时期的两万人，此后的十二圩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小镇，2000年撤乡并镇时，十二圩镇一度被撤销，划归新城镇管辖，2005年因开发区发展需要，才从新城镇分离出来。
　　江苏省委“沿江大开发”的战略，使十二圩重新获得了生机，沿江高等级公路将十二圩与扬溧高速和沪陕高速连接了起来，沿江20公里的江岸线成了造船工业的黄金线，二十一家造船厂的落户，使十二圩恢复了往日的喧嚣，造船厂用工和为之服务的人口，一度达到十多万人。江边的烧烤、夜市、网吧人头攒动，电信和移动两个运营商争夺用户的摊位次第摆出，展开近身肉搏，南邮毕业的员工们放下身段、扯开面皮、套餐迭出、大卖手机，场面好不热闹。
　　新的十二圩办事处成立后，重视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在原两淮盐运总站遗址内，建起了盐文化馆，2015年5月，扬州、仪征、十二圩三级政府还共同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仪征举办了盐文化论坛。相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历史文化的不断传承，十二圩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本文收录在《扬州运河古镇》，2017年1月已由广陵书社出版。